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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中国大腹地创新引擎：布局国家实验室与重大创新平台
一、引言
2014年，盘古智库创新性提出“天元战略”，即以重庆、成都、西安、郑州、武汉、长沙等城市构建我国内陆经济发展新轴带，进而形成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盘古智库历经十余年深耕，持续深化西安、武汉、长沙、成渝及中原等区域的产业调研与政策研讨，志在推动该战略从理论构建走向实践共识。面对新发展格局，2025年5月，盘古智库新大航海时代公益课题组发布《建设中国大腹地，打造内循环主平台》公开报告，进一步提出“中国大腹地”战略，希冀通过研究大腹地资源整合，着力探索内陆经济纵深空间在国家双循环体系中的核心引擎作用，为“十五五”时期规划提供参考。“中国大腹地”战略突出重庆、成都、西安、郑州、武汉、长沙等城市的战略枢纽功能，联动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及“一带一路”核心区，构筑四川、重庆、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广西十省市“大腹地”经济空间，进而通过重塑区域经济地理格局，对冲外部不确定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本文为“建设中国大腹地”系列报告之一。在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的关键时期，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重塑区域竞争格局、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载体和关键支撑，在突破前沿技术、引领产业发展、集聚高端人才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大腹地区域资源禀赋独特、产业基础雄厚、发展潜力巨大，建议在此区域优先布局建设2~3个国家实验室，并配套建设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打造引领创新发展的战略支点，为大腹地乃至国家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注入强劲的科技动能。
二、在大腹地构建实验室体系的战略必要性
1.筑牢科技安全纵深
当前东部沿海创新链面临地缘政治与自然灾害的双重压力。相比之下，大腹地地质条件稳定、战略纵深广阔，具备天然的避险与备份优势。在内陆构建科技备份体系，在大腹地布局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能够分散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风险，与东部创新中心形成有效互补和相互支撑格局，为国家创新体系提供更稳固的支撑。
2.激活内陆资源禀赋
中国大腹地的人才储备较为雄厚，武汉、西安、成都等地高校资源密集；产业应用场景丰富，拥有成渝电子信息、西安航空航天、长株潭工程机械等特色集群，并且综合成本优势相对显著。长期以来，大腹地区域培养的高端人才留存率偏低，尽管近年回流趋势显现，但顶尖创新人才的集聚仍显不足。大腹地实验室体系作为核心平台可发挥关键磁吸效应，高能级的国家实验室将成为吸引和稳定顶尖人才的强大锚点，扭转人才流失困局，充分释放本地创新潜力。
3.破解区域协同瓶颈
大腹地十省市现有的实验室体系存在研究方向分散、资源配置不均等问题，协同效率有待提升。借鉴跨区域基础设施促进经济联动的成功经验，布局跨省域的实验室体系，有助于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统筹优势力量，形成目标清晰、分工协作的创新网络，构建贯通“基础研究-技术中试-产业转化”的一体化创新链条。
三、大腹地实验室体系建设：机遇与挑战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战略科技力量。聚焦量子信息、光子与微纳电子、网络通信、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现代能源系统等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形成结构合理、运行高效的实验室体系。”当前大腹地区域内已初步形成多层次的实验室体系架构，国家级平台引领，国家重点实验室攻坚，省级实验室支撑。
尽管如此，体系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资源分散与重复，各级实验室间研究方向存在分散化倾向，大型科研仪器设备重复购置，共享机制不畅；成果转化链条不畅，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发成果向市场转化效率偏低，中试熟化环节薄弱，导致技术转化出现断层；开放协作不足，面向东盟和中西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实验室合作交流建设相对滞后，跨境科技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有待拓展。
四、在大腹地建设实验室体系的使命与路径
大腹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需坚持国家使命牵引、区域优势赋能、开放生态协同原则，构建“顶尖平台突破-重点集群支撑-区域网络联动”的体系化格局，聚焦重点领域。
（一）聚焦战略领域，实现核心技术突破
1.集成电路与信息技术
在成渝地区布局国家实验室，突破存算一体芯片、硅光集成等“卡脖子”基础技术；同步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集群，围绕功率半导体、智能传感、信息安全等领域开展产业共性前沿技术攻关，打造自主可控的电子信息技术策源地。
2.生命科学与医药健康
以武汉为核心建设国家实验室，开展脑科学与类脑智能、脑机接口、基因工程等未来产业创新；在昆明（生物医药）、长沙（高端医疗器械）、成都（疫苗新药）布局国家重点实验室集群，构建从基础发现到临床转化的快速通道。
3.空天技术与高端装备制造
依托西安航空航天全产业链基础，设立国家实验室，重点攻关航空发动机、重型火箭、卫星组网等国家战略工程；在郑州、长沙布局国家重点实验室集群，发展精密制造（郑州）、工程机械智能化（长沙-株洲-湘潭）等特色方向，形成对沿海高端制造能力的战略备份与协同提升。
4.算力赋能与智能社会
增强投入，研发低功耗算力芯片、隐私计算架构；支持重庆（工业互联网、智能网联）、西安（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实验室集群，推动人工智能大模型在垂直领域的产业化应用。强化贵阳-贵安“东数西算”枢纽功能，夯实算力基础。
5.能源与材料创新
建设立实验室集群，主攻第四代核能、突破性氢能储运等前沿颠覆性能源技术，以及煤炭清洁转化等关键支撑技术；建设晋陕重点实验室群，聚焦新型储能材料、稀土功能材料、光伏硅材料等，服务国家能源结构转型。
（二）贯通转化链条，破解“死亡之谷”困境
1.设立跨区域概念验证中心。在成都、西安、武汉试点建设共享式中试基地，提供工艺熟化、小批量试产服务，缩短实验室到工厂周期。
2.建立成果转化收益反哺机制。允许实验室将更高比例的技术转让收益用于团队激励与再研发，试点科研人员“技术股+现金股”等转化模式。
3.推动实验室牵头组建市场化运营公司，对接产业资本与场景需求，解决工程机械智能化、航空新材料等领域的产业化断点。
（三）打造开放枢纽，辐射“一带一路”创新合作
大腹地实验室体系可成为技术“走出去”和规则“引进来”的陆路支点：
1.适应性技术输出：推动大腹地实验室成为服务中国工业产能“走出去”的技术研发与适配基地大本营，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求，开发推广适用技术和解决方案。
2.人才跨境培养：探索与沿线国家联合设立人才培养项目、奖学金和访问学者计划，促进科技人才的双向流动与能力建设。
3.规则标准共建：积极参与并推动数据跨境流动、技术标准互认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对话与规则制定，倡导建立对等互利的跨境科技合作新秩序。
五、政策机制创新：构建保障体系
（一）设立专项基金与跨域治理机制
构建大腹地实验室保障体系需深度融入国家战略，构建高效产业转化共同体，强化短链配套和长链辐射，据此建议设立大腹地科技创新专项基金，对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及衍生企业提供长期稳定支持。对实验室成果转化企业，可实行财税优惠政策。同时，建立跨省实验室联盟，推动科研设备共用，避免重复投资。
（二）优化人才引进与培养机制
针对大腹地人才流失问题，探索“双聘制”等灵活用人机制，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显著提高成果转化收益中个人和团队所得比例。在西安、武汉等核心城市试点工程师定向培养计划，聚焦空天材料、数据中心运维等紧缺领域，为区域产业提供精准人才。此外，合理简化外籍人才引进流程，参照海南自贸港政策“负面清单外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对符合区域鼓励类产业目录的重大设备进口减免关税及流转税，提升国际科研合作效率。
（三）强化生态保护与绿色技术约束
大腹地实验室建设需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秦岭、滇池等生态敏感区周边实验室应执行特别约束。推动绿色技术产业化，如开发人工智能节能算法应用于重工设备，实现能耗显著降低，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范例。
利用好大腹地独特的生态禀赋，探索建设与优美生态环境相融合的“山水实验室”，利用秦岭、长江等自然禀赋，打造集科研、教育、休闲于一体的创新社区，为需要长期潜心钻研的科研人员提供良好环境与精神滋养。
六、从“地理腹地”到“创新共同体”
在大腹地高起点、系统性布局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集群，是实现大腹地从“物理联通”向“智力贯通”战略跃升的关键支点。通过成渝的芯片产线、西安的火箭试车台、武汉的脑机接口研究、昆明的新药研发等创新节点，一个安全可控、富有活力的大腹地创新共同体将加速孕育。这不仅极大增强我国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更将通过“实验室源头创新-产业转化应用-技术标准引领”的三位一体模式，为深化为“一带一路”合作提供可靠的工业技术大后方。
展望未来，大腹地需坚定把握平衡之道——统筹安全与开放、协调生态与创新，矢志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策源地、亚洲科技合作的关键枢纽、全球创新链条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持久的科技内核。
盘古智库
2025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