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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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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刚:中美关系,也要防止战略误导





导语

       再有半年就是中美建交40周年了。也许大家都没想到,只用不到40年功夫,中国之于美国、美国之于中国,以至中美关系,都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一个中国以高诚意高谦虚度向美国学习、美国允许中国以低成本低代价向其学习的时代结束了。以“竞争”和“调整”为关键词,中美关系正在发生某种程度的转折,转折来自两个方面。

       本文基于作者在中国社科院“中美关系再思考”研讨会上的发言,部分段落已发表于“中美聚焦网”。作者系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安刚


 

 

再有半年就是中美建交40周年了。也许大家都没想到,只用不到40年功夫,中国之于美国、美国之于中国,以至中美关系,都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一个中国以高诚意高谦虚度向美国学习、美国允许中国以低成本低代价向其学习的时代结束了。


以“竞争”和“调整”为关键词,中美关系正在发生某种程度的转折,转折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自奥巴马执政后期开始,美国内部精英阶层对中国的认知趋向负面,对华政策开始调整,发生系统性的变化。美国在2015~2017年进行的对华政策讨论认定:过去那种期待通过将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特别是全球经济体系来改变中国制度模式的理想主义政策沦空了、失败了,美国自身的疏忽和娇纵把中国培养成为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确立了对华竞争的基调,上行文件2018年度《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一出台,后续一系列文件都在跟上。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调整过程,并不会是特朗普政府一时特有的现象。而这背后,是美国对中国快速崛起和赶超势头的不安与焦虑。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正在失去过去的那种自信,而且深受特朗普政府“重商主义”急功近利思维影响。特朗普政府判断中国的成功是以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为目标,所以要通过“贸易战”打压“中国制造2025”,削弱中国科技创新力对美国的潜在竞争威胁,也不排除在缓解朝核问题压力后腾出手来利用台湾、南海等超敏感问题向中方战略施压。


另一方面,中国内部对美国的情绪加速积累。今天中国的GDP已是中美建交时的220多倍,2017年中国GDP增长了2万亿美元,美国只增长了1.4万亿。有人说,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有点近似于1894年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那一年,美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工业总产值最多的国家。尽管中国因中兴事件开始反思,认识到自己距离美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体现在人均GDP(中国仍只相当于美国的1/7)、军事实力、科技创新和转化力、企业利润率、文化软实力、同盟伙伴的广度和数量等多个方面,但显然今天的中国拥有更多底气和筹码,已经不可能重新站到当年那个心理维度上处理对美关系。不能否认,中国新时代的国家战略和国民心态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赶超美国的这个如今已经变得相当实际的目标基础之上的,不可避免地对我们自己现在和将来同美国打交道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


未来中美合作因素会进一步减少,而且近几年中美在南海、经贸等问题上的交手对两国精英阶层和部分民众的心理冲击在舆论放大功效之下超出此前30年的总和,使支持、维护中美合作在两国都不同程度地发生着从“政治正确”到“政治不正确”的转换。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双方就必然走向“新冷战”?利益摩擦面和冲突面就必然压倒对话协调面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这是一个巨大的需要回答但不能贸然得出结论的问题。要知道,“新冷战”的帽子一旦轻易被扣到中美关系头上,它十有八九真的就会发生。


我不好说,对美国“帝国本性”“霸权本质”的认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对美判断。至少,在我身边有相当一部分人坚信,美国生性就是要以打压中国这样的大国崛起为“天命”的。但我以为,中美关系近期呈现的负面倾向并非也不可能仅是由一方造成,中美双方都需要对这些年的种种表象进行检索和反思。如果中美双方对对方的思维都深陷“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逻辑模块,那也没必要谈什么“建立中美互信”了。

 

我们要看到,尽管美国对华认知转趋负面,确立了“竞争”的基调,颇给人以吹响了集中对付中国的“集结号”的印象,但其对华政策讨论并没有形成美国必须对华实施全面遏制战略的明确结论。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认识到,推行对华全面遏制战略为时已晚。美国民间对华抱有好感度的人还在增加。美国官方和学术界仍在讨论的问题恐怕是,怎样才能结束中国以低成本搭车的态势,怎样才能不错置战略重点白白赋予中国新的战略机遇期,怎样才能推动中国市场跳出他们所认为的“固化格局”进行符合美国需要的制度化改革,以及未来如何协调美中两强在世界上的利益关系。美国的这个讨论尚未产生结论,其所将产生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今天的应对。

 

现在,中国对中美关系的新一轮大讨论也已开始,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恐怕不是如何判断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而是如何应对美国的调整。对于那些有损中国核心利益的施压,当然要断然拒绝、巧妙反制、大胆博弈,但必须防止一个倾向,就是将美国对华政策中强硬因素的增多冒然解读为全面对华战略围堵的开始,并且根据这个解读轻易改变我们对外政策的基本思维和改革开放的初心,形成某种程度的“战略亢进”。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重思对美关系应该成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要方面。应该说,当年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面向美国市场的开放,是建立在理顺与美国关系的基础上的。未来,如果我们不能与世界最强国保持基本稳定的关系,我们下一个40年改革开放的目标又是为了什么?


这涉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涉及我们与世界的沟通。我们能否说清楚自己改革开放的初衷是什么?如果说是为了“强起来”,我们在绝对数量值意义、科技竞争力意义上超越美国又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使自己变成另一个美国,一个以美国方式处理国际问题的中国,那么中国将不可能拉起自己可靠的“朋友圈”,即使有这样一个“朋友圈”,中国所将为此承担的成本代价也会过于高昂。切实履行中国共产党的承诺:以一个好的体制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才能为世界确立共所尊重的价值标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国。


回到中美关系这个问题上,另有一个重新流行起来的关键词应引起注意,值得商榷,那就是“脱钩”(decouple)。美国在2007年其国内金融危机爆发时提出这个词,到2013年前后影响到中国国内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最开始是在经济范畴,现已扩大到秩序范畴。


经济范畴的观点大体是:美国经济好坏对中国经济的相关影响并不再像过去那样突出。金融危机头三年,美国经济严重下滑,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并不突出,中国经济仍保持较高增长。近年,美国经济复苏向好,但中国经济却在趋缓。似乎美国对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已不复存在。近些年中美经济“脱钩”既源于美国自身模式调整所产生的“进口替代”效应,也源自美国加大从其他经济体进口的“进口转移”效应。这种观点认为,美国经济复苏的新逻辑在弱化中美经济关系,美国经济复苏将越来越表现为中国经济的风险性,而不是机遇特征,所以中国经济要大胆同美国“脱钩”。


秩序范畴的大致观点是:二战后驱动全球化的“美国秩序”本身正在发生变异,现行国际秩序已经不可持续。以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正在被更多区域贸易体系所解构、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中心、与不同国家谈判新标准设置新边界的新贸易体系自然会加剧中美“脱钩”,所以中国要勇于扛起领导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旗帜与美国的“去全球化”措施相抗衡。


问题是,中国扩大自美进口、削减对美贸易顺差,把原来从其他方向上进口的商品转移到美国方向,同意鼓励双向投资,完善企业合规化管理、创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怎么会加剧中美“脱钩”?随着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深化,金融和服务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未来中美在经济、人文上的联系恐怕只会越越来紧密,两国虽然无法避免长期化的摩擦—有时这种摩擦会相当激烈,但也会在摩擦中艰难寻找新的平衡。未来,平衡点一旦重新建立,将是中美两国和世界的共同福音。


秩序“脱钩”论也严重脱离两国仍然也将继续同处一个全球化体系的事实。就算中国真的可以领导一个体系与美国主导的体系并存竞争,人民币在多长时间内可以国际化到能够在国内债务负担已明显超过警戒线的情况下支撑这个体系内那么多国家的财政预算?我们时时不应忘记,当年的美苏是各自领导一个国际体系相互竞争对抗,这与当下和今后中美在同一个全球体系内竞争互动有着本质的区别,并不具有完全的历史可复制性。


任由这种两个层面的“脱钩”论影响我们的思维将是有害的。2007年美国高盛公司提出“脱钩”概念,讲的其实是美中经济增长态势转向迥异、利率走势相左、汇率变化相反,进而得出全球经济需要再平衡的结论。把这样一种强调周期悖离性质的“脱钩”概念偷换成中美经济应该“分道扬飙”,彼此互不需要,不仅是学理上的不严谨,恐怕另会产生其他效果。


在我看来,鼓吹中美“脱钩”归根结底是暗示中美战略“脱钩”,要为推动形成一整套以全面对抗美国为目标的对外战略提供底色和说辞,是一种战略误导。这种论调吹起的首先是一个“投资泡沫”---鼓动忽视经济规律、对象国政治安全条件,盲目向高风险国家进行海外融资,将国内市场的资产泡沫输出海外,将国内的债务负担和风险转嫁给其他国家。其次是一个“安全泡沫”,也就是要把对一些安全热点问题的处理置于虚设的时间表和脱离事情本身是非曲直的判断之上,不以中国自身根本利益为准绳。这些泡沫汇总在一起,构成我们有必要戳破的“战略泡沫”。


习近平主席2015年9月访美期间曾说:“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中美目前正站这样一种相互战略误判的十字路口,造成误判的推手是多方面的,双方必须思考在彼此沟通中存在哪些误传和误解,两国关系是否已经陷入“相互刺激的循环”,是否存在对一些现象匆忙下结论的问题。


我们需要回归事物发展的本真,秉持谦逊的态度,坚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和积极有为的方针,在集中精力做好自己事情的同时,寻求在世界上发挥应有的作用。避免踏入“修昔底德陷阱”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被拖入恶性军备竞赛和过度财政负担的陷阱。


我们需要做的,是尽量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将其导入一个良性而非恶性竞争的循环—良性竞争有利于人类的共同发展和进步,恶性竞争只会导致中美双输和全球秩序崩溃。是脚踏实地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使之服务于中国自身的产业升级和与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是真正从中国切身利益出发参与处理朝核问题,全面评估、妥善应对朝鲜融入亚洲发展圈可能给地区形势带来的变化。是诚心实意地营造和谐周边,并在此过程中培育真正可为邻国认同的中国价值理念。是全方位地发展、恢复同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战略互惠关系。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强同世界沟通的能力建设,让外界更好地了解、理解我们的真实意图。

 

我们需要做好21世纪中美两强并存,在竞争中协调、协调中合作、合作中互惠的大文章。中美在朝核问题上正在开展的合作有望谱写超越战略安全利益分歧寻求共同福祉的范例,未来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卫生防疫减灾防灾等全球性挑战、开展基于人类共同道德的人工智能等方面也仍有合作潜力。

 

我很赞同这样一句话,“对双方来说,都需要在立足自身的同时又超越自我,构筑新的世界观”。请允许我在这句话之后援引王岐山副主席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致辞中的半句话:“用事实和数据还原问题本来面目,切忌将自己的问题推予他人”。他还说,“自知才能自信,自信才能信人,信人才能换来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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