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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盘古智库国际形势月报2018年3月(总第12期)




 

 

盘古智库

国际形势月报

2018年3月(总第12期)

 

中国稳定发展符合世界期许

美国经济步入真实复苏轨道

俄罗斯开启又一个“普京周期”

“与台湾交往法案”在美生效成法

美日印澳准同盟合作无力遏制中国

半岛局势剧变考验中美战略抉择


执笔人:安刚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

 


 

 

 

中国的稳定发展符合世界期许

 


3月上中旬,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此前,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先后于1月中旬、2月底在北京召开。


经过这一系列重要会议,中共十九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国家根本法,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得以深化,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全票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这些伟大成果充分体现党的意志、人民意志、国家意志的高度统一,充分反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心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全面提速,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广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效治理国家和社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


这一系列会议明确了今后三年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的工作思路。三大攻坚战分别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


这一系列会议昭告国内外,中国政府的各项工作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稳和进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有关思路包括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培育壮大新动能,经济结构加快优化升级。坚持创新引领发展,着力激发社会创造力。


在外交领域,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积极参与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致力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进大国协调合作,深化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和共同发展,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办好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等主场外交。继续为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中国强势政治下的稳定发展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就在中国“两会”开幕前,世界银行发布最新版系统性国别分析报告认为,改革造就了今日之中国。中国要实现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发展,仍需依靠深化改革。中长期而言,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施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从2020年到2024年,中国如果成功推进重大改革,年均增速可能达到6.8%。


 

美国经济步入真实复苏轨道

 


2月21日,白宫向国会提交了特朗普政府第一份总统年度经济报告,宣称美国经济处于史上最好时期之一。


报告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增速将升至3.1%,并称特朗普总统的经济计划如获完全执行,美国将在未来十年实现年均3%的经济增长。


2017年前三季度,美国经济按年率分别增长1.2%、3.1%、3.2%,自2014年来首次连续两季增速超3%。美国商务部统计显示,2017年美国经济增长2.3%,虽高于2016年的1.5%,但低于特朗普承诺的3%,与2010年以来2.2%的年均增长速度相当。


2017年美国非农部门增加210万个新工作岗位(2016年220万,2014年300万),失业率降至4.1%,创17年来最低水平;道琼斯指数涨幅25%,标普500指数涨幅19%。


2017年12月13日,美联储曾对美国经济作出较白宫谨慎的预测,认为2017年增长2.5%,2018年增2.5%,2019年增2.1%,2020年增1.8%。2018年3月中旬,美联储调整预测,认为2018年美国实际GDP料增2.7%,2019年增2.4%,2020年增2.0%。


2018年1月初的盖洛普民调显示,58%的受访者对特朗普在经济领域的作为给予认可,比奥巴马任末升12个百分点。


各项指标显示,美国经济步入真实复苏轨道,主要推力有二:第一,美联储在奥巴马政府后半程逐步退出“量宽”、特朗普执政首年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也即开启加速加息和缩表进程,连续数年消除要素市场结构性扭曲的政策调整累积显效。第二,美国式供给侧改革的去监管和减税措施促进私人部门投资和海外资本回流,推升企业生产效率,扩大内生增长。


2014年10月美联储停止量宽,2015年12月启动加息,迄已五次加息(每次25个基点),预计2018年加息三次(不排除提速加息),到2018年底存款利率达到2.0%~2.25%,2019年底达到3.0%。2017年10月美联储开始缩表,预计到2021年前可将美国的资产负债表缩减到3万亿美元。


自2009年6月以来,美国这一轮经济扩张周期已持续105个月。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期是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长达120个月。


2018~2019年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的表现有赖特朗普政府减税和基建计划的实施情况,预计减税有望在今后3年令美国GDP增加1.3%~1.6%。家庭收入平均增长超过4000美元。特朗普总额1.5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尚需国会批准。


不过,美国经济尚未完全走出金融危机阴影,不排除2019年后出现温和衰退。《华尔街日报》2018年1月初报道,经济学家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期2018年美国经济可能进一步提速至2.7%,但2019、2020年增速将逐步回落到2.2%和2%。目前的主要隐患是:


第一,国债剧增。2017年底,美国国债已累积增至20.6万亿美,相当于GDP的110%,远超60%的“警戒线”。


第二,大量货币未进入实体经济。美联储三批量宽共印出3.96万亿美元钞票,只有760亿美元进入实体经济。


第三,多数人未获益。2007年以来,所有家庭净财富增长全部流向最富有的20%家庭,其他人财富增长停滞或实际缩水。


第四,失业率下降不等于充分就业。统计方法遗漏了长期失业者和失去信心而不去登记的人群。2017年1~11月新增就业208.9万人(月均18.99万人),尚不如2016年全年新增就业的261万人(月均21.75万人)。就业率在2017年9月仅为63.1%,2016年6月为62.3%,远未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另外,特朗普政府在贸易领域推行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美国优先”政策,中长期看无助于美国经济复苏。


3月6日白宫证实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盖里·科恩即将辞职。科恩辞职的直接导因是其支持自由贸易的观点与特朗普政府推动的加征金属关税产生了冲突,其职务将由保守派经济评论家拉里·库德洛接替,表明贸易“鹰派”全面得势。


3月8日,特朗普签署公告,依据“232调查”结果,对进口钢铁加征25%关税,对进口铝产品加征10%关税。3月23日,特朗普签署对欧盟、澳大利亚、韩国、巴西等国的关税豁免。鉴于美国正与加拿大、墨西哥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两国也被豁免。同时,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宣布要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总额600亿美元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301调查结果公告,扬言针对至少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首批锁定航空航天、信息通讯、机械三大领域的产品。中方则誓言“奉陪到底”,并发布包括美国产坚果、葡萄酒在内的首批总额30亿美元的报复清单。


中美财政、商务部门正加紧接触,为避免贸易战做努力。3月24日,国务院副总理、中财办主任、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美国财长姆努钦通话。


如特朗普政府执意而为,引爆中美贸易战,将波及全球价值链上4000亿美元的价值,不可避免地推高全球通胀压力,对美国股市和美元汇率则将形成长期下行压力,增加世界经济重返深度衰退的风险。


美国经济的真实复苏是全球经济群体性复苏的最主要动力源之一。中国要客观认识美国的复苏势头,尽量准确判断美国是否已走入又一“黄金发展期”,这对我们合理规划、从容实施自身改革发展方略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3月5日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摆明了对中国经济深化改革发展所面临外部环境的最新基本判断:“世界经济有望继续复苏,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很多,主要经济体政策调整及其外溢效应带来变数,保护主义加剧,地缘政治风险上升。”


在美国和世界经济复苏的大环境中,中国经济要取得长期可持续的健康增长,有赖真实改革的推进。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改革发展的广阔前景,而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种前景是与同美国保持和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的必要性联系在一起的。


近期看,中国有能力妥善处理、积极应对全球资本回流美国、主要经济体竞争性减税和贸易保护主义继续抬头等挑战。中长期看,尽量协调好中美两个供给侧改革,争取共赢而非单输或双输结果,符合两国和全世界的利益。


 

俄罗斯开启又一个“普京周期”

 


在3月18日举行的俄罗斯总统选举中,65岁的现任总统普京毫无悬念地以76.67%得票率当选俄罗斯总统。


2017年12月6日,普京在俄西部城市下诺夫哥罗德与高尔基汽车厂的工人们见面时宣布参选新一届俄罗斯总统,称“俄罗斯将一直向前进,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无法阻止这一前进的脚步。”


这是普京第四次参选总统。根据俄现行宪法,普京将继续执政至2024年。


从普京在宣布参选、竞选期间和再度当选后的一系列做法看,没有实力派竞争对手的他是靠宣扬复兴主义、爱国主义思维激发选民基本盘的。这期间俄官方主要在谨慎宣扬俄经济开始复苏、体面结束叙利亚战事、高调应对美国国防战略调整压力等方面着力展现面向中长期的领导意志和能力。


2017年12月11日,普京突访叙利亚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在那里与叙总统阿萨德会谈,随后下令着手撤走俄驻叙部队,公开称俄军队和叙军队用两年多时间粉碎了最有战斗力的国际恐怖组织,“俄军士兵即将凯旋”,如果叙利亚的恐怖分子再次抬头,俄将对他们实施前所未见的打击。


2018年1月31日,普京在会见法国-俄罗斯工商会经济委员会代表时称2017年俄GDP增幅为1.4%,称俄去年通货膨胀率创下新低,仅为2.5%,“今年还会继续下降”;去年1至11月,俄外贸增长25%,黄金及货币储备增至4428亿美元;去年前三个季度中,俄非金融行业引进外国直接投资230亿美元,同比翻一番,为近4年最高值。俄央行2月16则发布消息称,2017年俄GDP增长1.5%的预估值可能会上修。


2月下旬,普京签署《2018-2028年俄罗斯军事装备发展纲要》,确定未来10年总额达19万亿卢布(约合2.14万亿元人民币)军事装备升级和更新计划。俄负责军工体系发展的副总理罗戈津宣称,纲要与之前最大的区别是,很多即将量产的军事装备都经过了叙利亚战场的实战检验,还有200多件军事装备通过了北极极寒气候条件的检验。


3月1日,普京发表国情咨文,宣称自己的政府加强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显著降低了经济发展对能源价格波动的依赖,通胀率降至历史新低,俄人均寿命延长7岁多达73岁,贫困人口减少2200万,明确2025年前将俄人均GDP提高到当前的1.5倍、未来六年再减少1000万贫困人口、2030年前将俄人均寿命推高过80岁等施政目标,还宣布了未来六年一系列再投资、扩出口、惠民生措施和提升东部铁路干线与北极航道货运量等目标。


普京在发表国情咨文时,还以视频形式展示了俄新近研制的一系列“超级武器”,包括“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核动力远程巡航导弹、核动力无人潜水器、高超音速航空武器、高超音速滑翔导弹以及新型军用激光武器。其中具备“无限射程”的核动力“全球巡航导弹”从俄本土发射,绕过大西洋上的美国空中拦截,命中太平洋上夏威夷附近目标。


3月2日,普京在莫斯科卢日尼基体育场参加支持者集会,宣称“我们希望把自己国家变得辉煌,奔向未来,因为我们的前辈曾经在这里生活”,“我们的子孙后代还将在这里生活。我们将尽一切努力,让他们幸福,除了我们没有任何人会替我们完成这一使命。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那么未来10年、整个21世纪将取得光辉成功。我们会做到这一点。”


自1999年12月31日以来,普京及其同僚已领导这个国家超过18年,取得一系列成就,也面临艰巨挑战。政治上,重塑垂直权力体系,打击寡头政治。经济上,确立国家资本主义基础,并借助国际高油价一度让俄实现连续9年的较快增长。安全上,铁腕打击恐怖主义和地方分离势力,推动内安局势从动荡走向有序。外交上,采取强硬而灵活的务实政策,果断进行区域性战略博弈,推动俄国际地位止跌回升。


然而以2014年为转折,俄步入困难期。从其国内看,经济结构调整效果不理想和大城市中产阶层厌倦普京思潮兴起是主因。从国际上看,石油和其它大宗原材料价格暴跌、与美国和欧洲关系因在中东欧地缘政治之争重陷紧张是推手。受制于包括西方制裁在内的各种内外因素,俄经济在2014年只增长0.5%,此后连续两年负增长(-3.7%、-1.7%),GDP总额从2013年的2.079万亿美元下滑至2016年的1.499万亿美元,2017年进一步退居世界第14位。2017年5月,俄统计局承认在2014至2016年间,俄居民实际收入下降近10%,近三分之一俄罗斯人生活在月均收入9956卢布以下的贫困状态。


但不屈的俄罗斯政府和人民凭其坚定的民族性和高超的外交博弈能力逐步走出最低谷,全球经济氛围的改善也在助俄脱困。2018年俄经济预期增长1.6%~2%。根据俄罗斯官方机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预测,到2020年俄经济增长有望恢复到3%,尽管仍低于世界经济增长平均水平,但在尚未完全打开内外局面的情况下已属不易。


今后一个时期,俄罗斯将在普京领导下继续调整,这种调整的主线将继续分布于经济结构、外交重心等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充分地显示其紧迫性、有效性和局限性。


普京将着力完成俄经济结构的调整,在继续提高俄能源出口能力的同时,发展创新型经济,扶持农业、轻工业和自然资源类深加工行业发展,大力发展现代金融业,保持武器出口大国地位。然而,对能源结构的过度路径依赖、企业经营思想和经营机制的反市场性和官僚主义、权贵垄断、寻租腐败的坚韧性,以及劳动力短缺、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和重市场轻流通、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问题将长期拖累俄经改步伐。与此同时,俄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态度相对倦怡,认为自己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处在边缘地位,受到全球化的盘剥,这种保守态度阻碍俄放开经济改革手脚。


普京将坚持推进其国际秩序观。对于这种观念,普京本人在《2018世界秩序》纪录片中有所表示。他说,有必要使新的世界力量中心随着自身能力的增强感受到责任的增加,“那个处在第一位的”(国家)不可避免稍微让出位置,应该有尊严、大度而非歇斯底里地让出自己的位置。作为这种国际秩序观的重要表现,俄将在尽量稳定与美欧关系的同时,把外交重心进一步转向东方,促进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开发,与中国、日本、韩国、东盟国家等亚太地区国家合作。然而长期以来俄处理对外事务过度关注地缘政治竞争,仍一时难以在世界上谋得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


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美、俄欧关系的改善不容乐观。这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已通过立法形式将对俄制裁固化下来,并采推行新的以传统大国竞争为主线的国家安全、防务和核政策;美欧战略界更多地倾向于把俄罗斯定位为“二流国家”和“国际秩序修正主义国家”,对俄冷战思维深重难改,加上“通俄门”调查旷日持久,3月下旬又扩大至FACEBOOK用户数据泄露事件,美俄、欧俄关系转暖在美欧国内缺乏政治基础。


3月14日,依据俄特工在英国境内使用武器级神经剂毒害俄裔前双面间谍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并殃及出警英国警员事件的调查结果,英国首相特蕾莎·梅14日宣布将驱逐23名俄罗斯外交官,美等十数西方和东欧国家随即跟进。


3月15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俄罗斯5家实体和19名个人实施制裁,以惩罚其对美发动恶意网络攻击,包括试图影响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


但是,普京再度当选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给他打去祝贺电话。双方并已开始着手安排会晤事宜。


而普京第四任期最大的挑战将是如何应对国内继续增长的城市中产阶级厌倦、不满情绪和变革思潮,以及挑选谁做符合俄罗斯长远未来的接班人的问题。

 

 

“与台湾交往法案”在美生效成法

 


3月16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签署国会两院早先通过的“与台湾交往法案”(H.R.535),使之正式生效成法。


3月20日至22日,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副助卿黄之瀚访台。3月22日至27日,美国商务部副助理部长史宜恩访台。


“与台湾交往法案”先后于2018年1月9日、2月28日由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审议通过,1月6日提交白宫,致力于“鼓励美国与台湾所有层级的互访,及其它相关之目标”。该法案重申了1979年制定并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的各项目标,要求三方面的措施成为美国行政当局的政策:一是允许美国所有层级官员,包括内阁级官员访台并会见台湾同级员官员;二是允许台高级别官员进入美国并予以适当礼遇,允其会见美国的对等官员;三是鼓励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及台在美设立的其它机构开展活动,包括有美国国会议员和联邦、州、地方政府各级官员及台湾任何高级别官员参加的活动。


中国政府立即向美方进一步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国务院台办发言人相继发表谈话表明坚决反对立场。


自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便显示出麻烦不断的迹象。特朗普在候任期公然接听台湾蔡英文的所谓“祝贺电话”,还一度发推特质疑“为什么非要受制于一个中国政策”。2017年1月蔡英文出访中美洲过境休斯敦期间秘会特朗普团队成员。


特朗普就职后,其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与中国大陆建立联系上,并在诸多议题上需要中国的配合和支持,中美关系中的涉台问题一度消停下来,特朗普本人和白宫也多次公开重申美国政府长期坚持的一中政策,但美台关系继续暗流涌动,华盛顿的亲台势力与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相互勾连,不断挑动涉台议题,千方百计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既成事实。


2017年6月29日,美国国务院6月29日批准并通知国会计划向台湾出售七种武器,总价值14.2亿美元,这是特朗普政府首批对台军售项目。12月12日,特朗普签署含有“强化美台防务关系”附带条款(第1259条)的“2018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NDAAFY2018),有关条款要求美国行政当局考虑邀请台湾参与“红旗军演”、“美国对台军售正常化”及考虑重启“美台海军军舰停靠”的可行性。


“与台湾交往法案”是美国国会众参两院一手炮制,按照立法程序,即使总统不签署,该法案也将于送交白宫10天(不含周日)后自动生效。如总统否决该法案,国会众参两院仍可发起投票,以三分之二多数票强行通过成法。而该法案当初在国会两院均为无异议通过。特朗普没有静候法案自动生效,更没有否决该法案,而是选择主动签署,有着强烈的国内政治动机和对外战略调整需要,共和党内盘踞白宫国安会和行政部门关键岗位的亲台、右翼人士则对有关决策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首先,2018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特朗普的首要执政目标是尽量减少国会两院改院结果对白宫今后施政的掣肘因素,尽量维持一个不完全对立的府院关系,为连选连任创造条件,因而根本不具备因涉外议题与国会激烈对抗的动机。


其次,随着中国崛起态势趋强,美国国内涉华强硬舆论不断上升,几乎形成对中国加大牵制与平衡力度的“共识”。特朗普政府努力迎合这种舆论,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具体领域政策也在发生相应调整。特朗普及其幕僚也意识到,对华关系高度复杂,美国需要“做活”涉台议题,增加围绕贸易、朝核等问题的谈判施压筹码。


第三,有鉴于近年来台海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海峡两岸军力对比向大陆一边彻底失衡,美国的对台政策在不得不重申“不支持‘台独’”(2017年6月6日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的同时,也需要增加为台湾当局“站台”的政治和军事姿态,提升美台实质关系便成为选项。


第四,特朗普政府加紧制定美国的“印太”战略,这是一种旨在维持、强化美国在欧亚大陆东翼和南缘海上军事优势的“亚太再平衡”升级版性质的战略调整,核心内容是搭建以防范、牵制中国为主要目标之一的美日印澳“准同盟”军事架构,把台湾地区防务保持在相当水平上是其中不可明说的一环,有为事务层级人员加强往来开绿灯的实际需要。


“与台湾交往法案”的措词相对模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案用语,其核心条款“第3条”(Section3)以“国会看法和政策声明”为题,并未对行政部门规定具体义务和执行条款,也没有规定国会监督程序,因此更像是共同决议案而非行政当局必须立即、充分执行的法条,或者说用正式法律程序包装的政策倾向陈述,行政当局在实际执行中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如何落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白宫和国务院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具体决定。


但不管怎样,特朗普的做法宣示了美国政府调整一个中国政策的内心动向,严重违背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的原则和美国行政当局据此作出的具有国际法效力的国际承诺,甚至突破和重构了1979年元旦经卡特总统签署生效的《与台湾关系法》框定的美国对台政策边界,把“与台湾交往法案”所鼓励的内容单方面塞入美国的一中政策,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政治基础。

 

 

“印太”战略和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合作无法遏制中国

 

 

 

自美国正式推出“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概念以来,美日印澳四国合作作为该战略概念正在成型的核心架构逐渐走上前台,受到中国方面强烈关注。


无论是“印太”战略概念还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并非全然的新生事务,而是经过了十数年的酝酿演化,属于印度洋、西太平洋两大地缘政治版块交汇,以及美日印澳四国基于共通价值理念、战略安全观念将彼此间已有的双边、三边战略对话管道、军事同盟准同盟机制或安全伙伴合作平台相互拓展、串连、衔接的产物。


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部(USPACOM)作为美军9大地域性联合作战司令部之一,其任务区就是横跨印度洋、太平洋的,覆盖超过50%的世界面积。


美日澳早在2006年3月就举行了第一次外交部长级别的战略对话,至今已举行七届。2017年8月7日三国第七次部长级战略对话重申三方战略伙伴对于确保基于法制基础之上的自由、开放、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亚太与印度洋及世界的重要意义。


美日印三方在2011年12月就已启动司局长级对话,搞了四次之后,2015年9月在纽约升格为三边外长级对话。2017年9月18日三国外长在纽约举行第二次会晤,强调以“有活力的、遵循法制的”架构为基础,建立“自由而开放”的“印太”地区,并且一致同意在“印太”地区加强经济合作,特别是地区基础设施联通水平。


2015年起,美印“马拉巴尔”联合军演纳入日本参与。“马拉巴尔-2017”海上联合军演历时8天,三国共派出包括各自航母(日方为“出云”号直升机航母)在内的17艘舰艇及数十架战机参演,声势和规模均为历年最大。


日印澳三方2015年6月8日在新德里举行了首次三国副外长级磋商,迄已举行四届。2017年12月13日日印澳第四次三边高官对话会就包括印太地区事务和三边合作的所有问题交换了看法,讨论了三方在“印太”地区的共同利益。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最早由日本安倍晋三内阁于2007年在其第一次执政期内发起,旨在以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为名打造明显针对中国的价值观同盟。2007年东盟地区论坛会议期间,美日印澳四国助理国务卿级别外交官举行了“四方安全对话”。但在2008年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后,因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澳大利亚政府的换届和印度的不热心而未再举行。


2016年已第二次执政近四年的安倍晋三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2017年10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表其上任后首个对印度政策演讲,其中提到“我们正在从美国、印度和日本之间重要的三边关系中获益。而当我们展望未来,依然有邀请其他人——包括澳大利亚——加入的空间,来建设我们共同的目标和倡议。”


2017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亚洲之行中首次正式提出“开放和自由的印太”概念,美日印澳四国西太海上合作机制磋商启动。同月,在菲律宾马尼拉四国重启“四方安全对话”(QUAD),就亚洲的基本规则秩序、航海与公海上空飞行的自由、尊重国际法、加强连通性、海上安全、朝鲜威胁及不扩散、恐怖主义等七个议题进行探讨。


2017年12月18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公布其任内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虽没有直接称美国的亚洲政策为“印太战略”,但重申“印太”,表明有关地域联动意识正式进入美国构建地区战略的官方思维。


2018年1月18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瑞辛纳对话会上,美日印澳四国军方代表聚首,除讨论如何维护“印太”地区的海上秩序外,还大谈中国崛起对“印太”地区的影响,不点名地指责中国“破坏‘印太’地区的繁荣、开放和包容的潜力”,点名对“中国的军事力量不断扩张”表示忧虑,还暗指中国“一带一路”背后潜藏军事动机,强调四国必须合作创造环境迫使中国改变。


2018年1月19日特朗普政府发布其任内首份《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明确美军将“通过强化前沿军力部署和提升同盟合作等方式,维持在核心区域的军力优势”,强调“要更加重视利用盟友和伙伴国的力量”,以印太、欧洲、中东和西半球为重点,着力构建相互尊重、有机协作和责任分担的区域盟友伙伴体系。


而美国、日本分别在双边渠道上与印度强化战略安全对话与合作的趋势自小布什时期就已开始,到安倍、特朗普、莫迪任内呈更加聚合之势。


至此,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合作加速向构建横跨印度洋与太平洋的“价值观准同盟”方向演变,并且更加清晰地表明其在美国、日本、印度各自和共同的“印太”战略中的核心架构地位。


美日以及美印、印日基于相同和各自战略考量进行的双边互动,是“印太”战略概念逐渐成型、美日印澳安全合作重启的最主要驱动力量。印度近年对中国“西进”印度洋、削弱其在南亚地缘政治中的主导性的强烈战略担忧和竞争意识进一步强化了有关趋势。


应对中国崛起,牵制、平衡中国影响力的快速增长,是美日提出“印太”战略概念、美日印澳加强四边安全合作的最基本考虑和共同战略利益所在。


目前,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重点关注“印太”衔接部的海上安全局势。在具体合作领域上,四国将继续借打击海盗、人道救援与维护航行自由为名,加强对马六甲海峡等关键水道的控制,提升协同军事行动能力,谋求在南海地区显示存在。


另据路透社援引《澳大利亚金融评论》2月19日报道称,一名美国资深官员透露,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四国正探讨“一带一路”替代方案,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新加坡《联合早报》同日报道称,澳外长毕晓普证实,美日印澳高官正探讨制定一套联合发展基础设施的“大计划”。


未来四边“准同盟”是否进一步由虚入实,值得关注的风向标是:会否建立四边的外交、国防部长2+2对话机制,充分协调彼此防务和对华政策;已有美印日参加的“马拉巴尔”军演会否吸纳澳大利亚的参与,正式拓展为四方联演。


对于美国亚太战略的拓展调整和可能出现的“菱形围堵”,中国要有足够的战略自信,可泰然处之,当然也需要避免被拖入以地缘政治竞争和海上军备竞赛为基本面的“新冷战”的思维和行动陷阱。


首先,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上的崛起大势已成,需要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集中精力推进改革。


其次,中国致力于自身的和平发展,亚洲政策的核心是以建设“一带一路”为主轴的经济、民生合作,这种合作已经全面铺展开来,势不可挡,更是无可替代。


中国是亚洲几乎所有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和投资合作伙伴,而本地区几乎所有国家的首要需求仍是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一带一路”为代表的亚洲互联互通日益深得人心。中国周边地区几乎所有国家都不希望被人为制造和突出起来的安全议题分散了精力,不愿在大国战略竞争中选边站队,不会支持一场新的区域型冷战。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趋势不是哪个或哪几个国家能够遏制和离间得了的。


第三,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普遍关注着中国按照符合自身特点的路径成功发展的经验,所谓以“价值”划线结成合作阵营在本地区缺乏市场。


澳大利亚是目前美日“印太”战略概念和四方合作的薄弱环节。由于澳大利亚位于亚洲和西方之间的独特地缘和人文位置,其对中国市场的高度倚重和外交政策长期以来在“脱美入亚”、“倚美制亚”不同战略倾向之间摇摆的特点,一直拒绝在美中之间公开选边,也希望从美中合作中获益。澳大利亚既可以是美国的盟友,也能做中国的伙伴,这一观念虽然近年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和亚太安全局势的紧张化而有所削弱,但澳大利亚心中另一大迟疑却同时在增长,那就是:从全球领导责任中不断撤退、收缩的美国还可依靠吗。


2018年2月下旬,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访美,尽管双方在涉及战略、军事、安全、经贸的一系列领域达成共识,但澳方未能在劝说美国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方面取得实质成果,彼此关系仍存在分歧。


特恩布尔访美前接受英国《卫报》采访表示,威胁是能力和意图的组合结果,我们并没有看到来自中国的任何敌对意图,不把中国说成威胁。特恩布尔还说,澳大利亚和美国不用“过时的冷战视角”看待亚太地区,特朗普总统“懂得中国崛起的经济意义和机遇”。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网站刊文指出,随着中国的军事崛起,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只是个“空洞的姿态”,根本就不敢冒险在南海或者台湾等问题上与中国擦枪走火。


印度对中国的战略疑虑目前处于较高时期,这主要是因为这个长期以“全球大国”“南亚主人”自居的国家一时对中国在南亚次大陆经济影响力和印度洋军事存在的扩大感到无法适应,陷入“拉美借日制华”和“东向行动”的思维难以自拔,目前的对华政策更多拘泥于问题导向。但是,在深重的对华竞争意识之下,莫迪政府对华政策也存在着寻求合作、避免对抗的一面,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印合作共同托举亚洲乃至发展中世界未来的思维也没有在印度完全失去市场。中国能否消除印度的疑虑实际上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国对印政策的取向及成效,而是“一带一路”在南亚其他国家所取得的具体成果。


美日印拉拢越南加入“准同盟”框架的动向亦值得密切关注。近年美越防务合作逐渐突破禁区得到加强。2018年1月,美国防长马蒂斯访问越南。3月5日,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抵达越南中部港口岘港,有导弹驱逐舰随行。这是1975年越战结束后,时隔43年美国大型军舰首次访越,标志着美越军事安全合作进一步升级。


长远看,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未来有赖于各方摒弃陈旧的冷战零和思维,以命运共同体和共同安全理念取代相互制衡的战略。从此意义上讲,美日印澳四国研拟联合发展基础设施的“大计划”,并不可能取代“一带一路”的作用。如果中国能与四国加强战略对话和政策沟通,说不定可以协调出一个群策群力各施所长推动亚洲发展共赢的局面。

 

 

半岛局势剧变考验中美战略抉择

 

 

 

3月5日,韩国总统文在寅派出的特使团乘专机从朝鲜半岛西部海域绕过军事分界线直飞平壤,对朝鲜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特使团由韩国国家情报院院长徐薰、国家安保室长郑义溶等组成。当晚,特使团在朝鲜劳动党总部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了4个多小时的会面和餐叙。郑义溶向金正恩转交了文在寅的亲笔信。金正恩在听取韩方特使转达的文在寅有关北南首脑会晤的意愿后,与韩方交换意见并达成共识。双方议题涉及半岛无核化。


由此激发朝鲜半岛局势在3月内发生一系列剧变。一是朝韩商定4月27日在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举行史上第三次北南首脑会晤。二是特朗普在会晤文在寅特使团后决定接过金正恩递来的“橄榄枝”,5月底在“第三地”举行美朝首脑会晤,并且美朝韩三方首脑会晤随后提上议程。三是金正恩3月25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与习近平主席实现会晤。随后俄罗斯方面宣布金正恩将于4月下旬对俄进行非正式访问。


在与韩方的接触和向美方传递的口信中,金正恩表示有诚意弃核,愿与美方对话;美朝对话期间,朝鲜不会核试和进行导弹试验;体制安全若获保障,朝没有理由拥核。韩国官员还透露,金正恩甚至就韩美4月重启联合军演表示理解。


在与习近平的会晤中,金正恩表示:按照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总书记的遗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是我们始终不变的立场。我们决心将北南关系转变为和解合作的关系,举行北南首脑会晤,愿意同美方对话,举行朝美首脑会晤。如果南朝鲜和美国以善意回应我们的努力,营造和平稳定的氛围,为实现和平采取阶段性、同步的措施,半岛无核化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希望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共同维护协商对话势头和半岛和平稳定。


以上各方互动步调异常频密,可以从四个方面解读其动因。


第一,朝鲜的角度。进入2016年以来,朝鲜的核导计划进入“冲刺”阶段,密集的试验行为换来的是联合国安理会连续四个制裁力度空前的涉朝决议,以及特朗普政府率盟友国家不断收紧的单边制裁和海上封锁。虽然朝显示了以不屈意志面对外部压力的决心,同时在内部进行了多轮旨在巩固中央控制力的新的人事清理与调整,但国际制裁的延后效应在2016年底后加速显露,朝九成以上对外贸易被切断,每年原油和成品油进口量上限分别被压低到400万桶和50万桶,国内能源、医药及其它民生供应日益吃紧,大量出国务工人员遭遣返,外汇收入渠道濒于枯竭。


重压之下,以“大开大合”见长的朝政权一方面加紧宣布完成“国家核力量、火箭强国历史大业”,一方面抓住韩国政府更迭和平昌冬奥会的契机,决定以南方为突破口击破国际制裁,力求通过朝韩关系缓和分化美国领导的对朝围堵网络,进而撬动美国与之直接对谈,以已确立的核导能力为筹码换取美国的外交承认、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


第二,韩国的角度。文在寅政府上台后,韩国政治发生向“金大中-卢武铉”式“进步政策”的回摆,而文在寅在两届“恩师”指导下积淀起来的使命感和超越“金、卢时代”建设一个“新韩国”的责任心促使其在对朝关系调整和内部改革方面同时迈出大胆步伐,用很短时间向外界证明了其在不同场合公开表明的“我们自身有能力创造和平”并“建成南北和平共同体”的态度。


文在寅政府以超常手段接近朝方,甚至在一系列具体安排上未同美国进行充分沟通便连续出手,既是其血脉中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使然,更是为了牵制美国绕开韩国切身利益对朝不断升级武力威吓的趋势。韩方很清楚,一旦美朝开战,韩国将首当其冲,承担最大安全风险,甚至首先沦为“炮灰”。


第三,美国的角度。特朗普政府执政后,摒弃奥巴马时期的对朝“战略忍耐”政策,改行“极限施压”,把包括动武在内的所有选项都摆上台面。美方虽不排除谈的可能性,但主要精力放在了加大战略部署、收紧对朝制裁方面,言语恫吓更是恣意。这种既清晰又模糊的战略确实起到了震慑效果,也让国际社会越来越倾向于认为美国有打的可能,加剧了朝韩“动起来”的紧迫感。


就特朗普自身而言,其进入2018年的首要目标是在内外政策上取得短期可见的政绩,以尽可能减少中期选举结果对本届白宫和共和党不利的因素,并为两年多以后谋求连任积累条件。所以,特朗普尽管对韩方大搞“越顶”和解外交愤怒有加,仍以高度灵活务实的态度接过文金二人联手抛来的球,同时极力宣扬“制裁显效”论调,把促成朝放低身段谋求会面之功揽在自己身上。


第四,国际社会的角度。随着朝核局势长期吃紧,国际社会处在不断增高的地缘战争冲突爆发、全球战略稳定失衡压力及核导扩散、核污染和难民潮隐患之下,在反对朝拥核、维护国际核秩序严肃性方面展现出高度一致性,联合国安理会2017年内的四个涉朝决议均为全票、快速通过,表明朝核问题的主体性质已由朝与美韩之间的矛盾正式扩大化为朝与国际社会的矛盾,这是朝鲜不能承受之重,促其认真思考外交转弯。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比肩而立,明确彼此共同利益,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既表现出反对朝拥核、认真执行安理会涉朝决议的坚定性,又加强与韩沟通,建议、鼓励、支持韩方推动美朝接触。


总之,是平昌冬奥会、国际制裁显效、韩国对北政策向阳光面回摆、各方领导人均高度务实等几大因素相聚集,产生了难得的历史转折,这些条件缺一不可。同时也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朝鲜半岛核问题的调解、转圜进程脱离了大国斡旋操控模式,走上“北南主导”路径。而特朗普授意韩方推动美朝韩三边首脑会晤,表明美国急欲抢抓半岛变局主导权。


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朝鲜半岛核问题每到历史转弯处,总是变数四伏。


历史教训之一,是每当朝核问题和半岛局势展现希望的曙光,便会有破坏性因素自暗处冒出,导致停滞甚至倒退发生。


历史教训之二,是缺乏现实合理的对谈方案,也即始终解决不好“谈什么”和“怎么谈”的问题,要么为复谈设置高门槛,要么在谈的过程中缺乏解决问题的诚意,为了拖时间、缓制裁或求国内政治一时之效而谈,最终还不如不谈。历史教训之三,是即便美朝、朝韩谈出具体成果,落实起来又是另一回事,因对共识落实不力而导致的局势反复具有更大杀伤力。


目前看,史上第三次朝韩首脑会晤、第一次朝美首脑会晤将会举行,并且一定会谈出“重大成果”,而金正恩已在此前分别取得中俄的单边安全担保和经济支持。


然而连接会谈意向的,并非朝韩美三方共同的和平意愿和历史责任,而是千差万别、各取所需的利益考虑和比纸片还薄的互信基础,是将绥靖出又一次可能引发更大危机的历史轮回,还是真正把半岛之船驶向广阔的和平之海,有必要谨慎观察。


朝核问题并非半岛一系列问题的全部,但无疑是关键内容。金正恩目前向美方许下的承诺,只是会谈期间暂停核导试验,其它诸如“有诚意弃核”“体制安全若获保障没理由拥核”等表态则是“空头支票”,与美方为接谈设下的最低门槛还有相当差距。就在3月8日特朗普接见韩国总统特使团并证实美朝首脑会“已在计划中”次日,白宫补充称“除非北朝鲜朝无核化方向采取实质和可信行动,特朗普不会和金正恩会面”。此后,美方反复公开强调“我们的意志坚如磐石”,对朝制裁在达成协议之前不会放松。3月13日特朗普突然宣布解除一直以来支持美朝接触的蒂勒森国务卿职务,转由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接任,也增加了局势的吊诡一面。


同时,朝方有关表态也无法让关切其核问题的国际社会确信,朝是要回到“弃核换安全”的原点—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存在,还是要再次虚幌一枪,为最终完成“核导合一”赢得时间和空间,甚或谋求更大战略目标?尽管朝已几次宣称完成核导建设“历史伟业”,但国际社会对其仍需通过若干次试验取得“终极技术突破”心知肚明。只要朝完成“核导合一”并开始针对美国的部署,半岛局势的性质将发生根本性改变,真正的危机将会到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3月3日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最新评估认为,朝持续改进的弹道导弹技术已提升至可引导导弹击中特定目标的水平,但在等方面仍存在技术难关,相信朝正在改进其火箭发动机、移动发射架及核弹小型化生产技术,但不清楚朝鲜在大规模生产导弹零部件方面具备多大能力。


在直接相关方见证和监督的情况下,以朝美相互做出可靠安全承诺为前提,在实现半岛停和机制转换的过程中一揽子解决半岛核、直接相关方关系正常化、次区域安全与发展等问题,是实现东北亚持久和平与繁荣的唯一可行路径,哪一个环节都不能悬空、错漏。


中国是当年朝鲜战争的直接参战方和停战协定的缔约方,半岛问题攸关中国重大战略利益和现实安全利益,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就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半岛未来做出安排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当然应当支持目前难得的和平机会,同时有权利也有必要在适当时候直接参与到朝韩美会谈协商进程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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