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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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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国际秩序的“修订者”还是“革命者”?




编者按


中国崛起极大地冲击了原有的全球体系,也引发了诸多关于国际秩序的争论。其中,尤以“中国是国际秩序的修订者、补充者,还是国际秩序的革命者、重塑者”这一议题最为热门。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极为焦虑,他们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动向,审视着这个可疑的“重塑者”。而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一直在试图澄清这一“疑点”。而在这场关于国际秩序变化的争议中,第三方国家也明确表示,他们希望中国的加入可以更好地平衡现有的国际秩序,但不希望卷入两种国际秩序的竞争风波之中。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全球治理也越来越需要小国的参与,以往单个国家的“一票否决”方式显然已经失灵了。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国际合作的新方式。


本文为2016香山全球智库论坛“全球治理:机遇与挑战”分论坛会议综述,由盘古智库学术研究部实习生刘亚琳综述。


对话嘉宾

方艾文 美国原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

刘贞晔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李  成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前院长

余潇枫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邓特抗 新加坡总统特别顾问、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张海滨 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1中国是国际秩序的“修订者”还是“革命者”?


面临新时代的新特点和新挑战,在场学者都认为要就现存全球治理体系作出改善,但美国学者明确表示出了对中国“不破不立”的担心,中国是否会化身“革命者”,打破原有体系,取而代之以全新的国际体系。而中国学者则明确表示中国并非不破不立,而是要有所破有所立,要改善而非取代原有的国际体系。


 刘贞晔认为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正是针对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准则模型的争论。在过去三十年,主流价值观是民主、自由市场等,但现在出现了更多元的思想,也有很多像反全球化、民族主义等激进的思想。现在的争论似乎回到了强权政治(power politics)的争锋上,也存在着全球治理向强权政治转变的危险。


来自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的李成教授就余潇枫和合主义提问,现在全球体系的基础、结构、思维方式等等很多根本性特点都发生了改变,中国的崛起也在挑战着这些体系和基础,是否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中国会取代现有国际体系还是去修改提升现有体系,我们担心的中国会从一个修订者转变为国际秩序的革命者,或者说要带来多大程度的改变。


余潇枫教授就此回答,中国并不是革命者和取代而是希望修改提高现有体系,中国并不是想要做世界霸主,而是希望能做软实力上的领导(soft leader)。全球体系发生变革,所以我们需要新思想建立新体系。中国的传统文化素来提倡和合主义根据理性主义的说法,有好篱笆才有好邻居。自由主义表示,随着世界各国关系的增进与互相依赖,各国之间不只需要篱笆,也需要一扇门。建构主义认为篱笆不重要,对这条篱笆的认同(identity)才重要。而和合主义则超越了以上的所有理论,主张邻居就应该互相帮助。西方哲学中的“柏拉图最优”是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来发展自我,而和合主义下的“孔子最优”是要在帮助别人的情况下来发展自我。和合主义超越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界定国家关系的境界。所以,和合主义可以作为全球治理的新基础


有人说中国要进入国际秩序,打破美国现状强权(status quo power),而美国专家方艾文认为,当中美两国进入国际秩序中时,两国谁都不会是维持现状的强权。美国不是现状强权,因为国际组织的领导席位都是在不断更换的,美国所做的是维护国际秩序的运作,以及观察接下来要做出哪些调整;中国不会是现状强权,因为中国想要更多地参与全球治理,就需要转向体系中的治理角色,和美国做一样的事。


对于现存国际体制的创新和改善问题方艾文认为美国做并不好。比如说亚投行的建立,美国做了很严重的错误决定,美国其实就是想问机构的创立是要补充还是要代替现存的机构,但是问得并不好。亚洲发展银行很显然还不是完美无缺的,也有足够的改善空间。中国是亚洲发展银行的第三大股东国,所以亚投行的建立在他看来这更像一个资产多元配置的问题,而不是要取代原有的机构,对此,美国也需要反思自己。因为美国总是用静止的眼光看问题,总是想要捍卫现存的无法满足时代需求的国际秩序中美两国应该用动态的眼光去看问题,要合作去维持调整改善现存的国际秩序,以确保其作用 


杨洁勉教授认为美国学者远不用担心,中国虽然在崛起,但实力仍旧欠缺,也从来没有要取代美国领导者地位的想法。他说中国的工作集中部分领域的,中国的能力还远不能够提供整个国际秩序的蓝图。他提到去年九月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会面,习主席说中国还需要50到100年才能够达到美国的发展水平,奥巴马总统回复说习主席您太谦虚了。而事实上,这并不是谦虚,中国还大有发展余地。很多美国朋友担心中国的崛起要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所以,奥巴马总统也越来越强调中美两国才是未来一百年中的领导,中美是共同的规则制定者(rule makers)。中国从来没有想要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因为这个地位负担太重了,美国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误解,可能是由两国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很多因素造成的


来自新加坡的邓特抗教授给出了其他亚洲国家对国际体系争论的看法。在大国变化中有了更多的变数,人们都在讨论中国是否要建立一个平行的全球治理体制。很多亚洲国家认为中国会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带来更多的平衡,但是他们也不想要太大波动,他并不希望看到某些国家的剧变和由此带来的两种国际秩序的竞争。在中国崛起的新环境下,很多小国家就可以帮助平缓、调适中国在全球治理中逐渐增大的角色,当然,与此同时也使得小国家有了更多在国际秩序、国际事务中发声的机会。


2全球治理,大国合作与多边合作要两手抓


邓特抗从新加坡自己的经验提出了全球治理中一些小国家的角色,全球治理需要小国家,小国家也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过去,新加坡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或者安全会曾尝试接受、支持几乎所有的多边协定和贸易协定,由于新加坡是个小国家,为了生存,新加坡需要与各国广交朋友,也一直在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但是在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G20在解决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边缘化了如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家。又如,在联合国这样庞大的多边机构中,当多边协议无法被彻底地在各国贯彻下去时,大国会抱团,而小国就会直接被无视踢开。不受重视被边缘化是小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困境。所以作为小国,需要做的就是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以改变国际体制中的这一问题。新加坡曾经通过号召小国家成立国际组织,并最终获得了G20席位就是最好的例证。他认为,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中小国家也是重要的,很多时候,国际问题的交流平台可以从小国家的参与中获得益处,因为可以收到更为多元的看法和意见,不光是小国家,甚至是整个亚洲到底如何才能够为全球治理作出更多贡献,也是值得思考的。


张海滨教授认为我们更平衡结合大国间的合作和多边合作才达到全球治理的成功。就比如巴黎协议的成功正是因为有大国合作和多边合作的结合,才避免了之前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要想达成推动全球治理达成全球一致大国合作和多边合作是缺一不可的


余潇枫教授也十分提倡多边合作,并且提出了多边主义的新思路。余教授认为多边合作应该进行细化,分为单元多主义合作(uni-multilateral corporation)和多元多边主义合作(hetero-multilateral corporation)。单元多边就是类似美国主导的享有一票否决权(veto)的合作,这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多方合作;多元多边主义合作应该是没有哪一方拥有一票否决权,大家的合作是通过谈判和互相让步妥协得来的。所以,多元多边主义合作才是新时代我们应该提倡的国际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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